孫鴻泉（1910.9－1979.12），PP电子省博兴人，我国著名耳鼻喉科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一级教授。1938年结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加拿大多伦多医学博士学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书专著、教材5部。生前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两次获全国先进事情者荣誉称谓。

孫鴻泉教授出生于鲁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孙元仁，兄弟姐妹6人，人多地少，生活很是艰难。孫鴻泉靠着伯父、五叔的资助读完了中小学。

1928年，孫鴻泉在鸿文中学结业后，考入济南的齐鲁大学附设高中学习。1933年考入齐大医学院。其时齐大医学院是由外国教会开办的，对学生要求很严，淘汰率很高，一个班入学时几十名学生，经过7年下来，有时只有几名学生结业。因而他加倍努力，埋头苦读，丝绝不敢懈怠，取得四年结业总考全部课程及格的好结果。他正庆幸自己总算没白用功的时候，却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有的洋人当权者提出不让他结业，原因是他自进入齐大医学院后，从未进过康穆堂作礼拜，也没有加入洋人教授召集的查经班听讲道，故而提出让他多读一年，以示惩戒。但由于遭到多数中国教授的坚决阻挡而作罢，总算结业进入实习。这是他痛恨洋人的开始，厥后才了解到内情，原来加入洋人查经班的学生，作业不及格可照常升班、结业，不加入的，即便作业都及格，也让留级，实在可恶之极。他也从自己例子体会和认识到外国教会利用宗教拉拢腐蚀中国青年的真面目。

1937年，他剛進入臨床實習不久，抗日戰爭即行爆發。在全國上下廣大軍民一片抗日救國呼聲下，齊大醫學院學生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他們班的同學當即被允許調入空軍，任實習軍醫，到南京報到後，他被派到安徽廣德飛機場擔任戰地救護。不久即奉南京國民政府命令退却到江西南昌一機場擔任救護事情，但是很奇怪，幾乎沒有什麽救護任務。後來蘇聯空軍來華助戰，他被派往南昌醫院，擔任蘇聯受傷空軍戰士的治療事情。約半年後又自南昌退却到江西南部的吉安。1938年底，即在抗日戰爭打響後的一年，便退却到大後方的四川成都。通過這段與蘇聯醫生和空軍傷病員的交往，他了解到蘇聯醫生對傷病員極爲負責的醫療作風，傷病員亦絕對遵守醫囑，蘇聯空軍人員的做事幹練、刻苦耐勞、負責守紀，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從而對共産黨領導下的蘇聯國情和醫學狀況有了良好的感性認識，盼望中國能由共産黨聯合民主黨派，發動全國人民配合抗戰，肯定有希望，會有個好的前途。

自到成都後，他在華西、齊魯、中央三大學聯合醫院作住院醫師，並由齊魯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郎健寰主任介紹，在華西大學醫學院眼耳鼻喉專科研究班兼讀研究生，1940年夏天畢業，以後即專攻耳鼻喉科。那時的齊魯大學醫學院教授分兩派，即洋人和反洋人派。他與郎老師是堅決的反洋人派，終因那時洋人勢大，到1943年署假後，洋人便不讓他兩人再在華西、齊魯、中央三大學聯合醫院任職了，他于是離開了齊魯大學醫學院。在1938年到1943年這段時間內，他還兼任成都同濟醫院耳鼻喉科醫生（每周去2－3次）及四川省幹部訓練班醫生（每周去1－2次）。之所以在院外兼職，無非是由于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國統區物價飛漲，家庭生活無法維持，只好依靠兼職以爲繼。

1943年8月，他以雇員名義就任成都空軍第一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同時在北碚江蘇醫學院兼任耳鼻喉科學教授，藉以不間斷教學促進業務上的進步。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他辭去空軍醫院職務，到了南京，暫時在南京市立醫院事情幾個月。齊魯大學醫學院搬回濟南後，因無人教授耳鼻喉科學課，校方多次敦請，他才于1946年回到了母校任教。

1948年由齊魯大學保送，用美國醫藥援華會的經費，他得以到美國留學。長期以來，他深感中國醫學落後，尤其是耳鼻喉科，许多手術都不能開展，所以他很珍視這次難得的機會。在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研究院學習一年後，于1949年7月在美國費城Temple大學醫學院傑克森內診鏡專科班以優異成績畢業。他曾在紐約由病理科孫紹謙醫師介紹參加過一次中美科協座談會，內容是帝國主義在中國辦學校的侵略實質，及如何組織在美同學收回中國教育權等問題，他對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侵略野心有了進一步認識。1949年8月，祖國大陸已大部门解放，他毅然婉絕朋友們的挽留，抛卻優厚的物質待遇，決心回家、報效祖國，因爲飽受戰爭創傷和苦難的中國、同胞們更需要他。船到香港准備返魯時，台灣當局派原南京政府衛生署長造訪，力邀他去台灣。他嚴詞以拒，堅決地登上回青島的客輪。船抵青島時，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设，他興奮異常，從此全身心地跨上爲新中國服務的征程。

回國後，黨和國家給了他以極大的信任和熱情的關懷。他也深感新中國的耳鼻喉科人才極爲缺乏，醫療技術落後，醫學院師資少，耳鼻喉科病人得不到足夠的診療，認爲自己應肩負重擔，爲改變祖國醫學落後面貌，勤奮鑽研，積極事情，充实發揮了自己的業務專長，在整個50年代，僅在國內率先開展或改良的手術即達30余項。此後，他還突破本科範圍，開展了眼科、口腔科和神經外科一些高難度手術，也均爲國內領先，聲名遠震。

孫鴻泉教授不停借鉴海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并在本专业的医疗技术上精益求精、力争创新。早在1942年，他就协同郎健寰教授在中国乐成地开展了第一例全喉切除术，并首次训练无喉病人用食管发音讲话，开海内之先河。1947年，他又在海内率先开展内耳开窗术治疗耳硬化症，病人听力有明显改善，他仍不满意，在6年后又创用改良内耳开窗术，疗效很好，吸引更多医师前来学习，他才略感放心。其后他又首次将内耳开窗术用于治疗先天性耳畸形，取得显著效果。

40年代末，其时的口腔科、眼科、神经外科手术水平不高，人员又缺乏，孫鴻泉教授以其广博的知识和高明的手术技术，突破了耳鼻喉科规模，对前述科室的许多疑难重症也在海内领先开展并取得乐成。例如他开展的经颅中窝行三叉神经感受根切断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颈淋巴根治性清扫术、上颌骨及眼内容物摘除术、唇及腭裂整复术、面神经减压术、面神经改道缝合术、膜迷路电凝固术治疗美尼尔氏病、大脑侧室乳突窦吻合术治疗脑积水、双侧喉外展麻痹的手术治疗等，都取得满意效果。此外，他还开展气管、食管内窥镜手术治疗食管贲门痉挛、食管静脉曲张（注射硬化剂）、食管癌（镭疗）、食管狭窄等。

50年代他在國內率先開展的手術主要有鼻部腦膨脱手術、舌癌切除術、下咽癌咽喉及頸食管切除一期咽喉頸食管切除裂層皮瓣整複術、中耳癌的手術治療、鼓室成形術及其改良術式、面神經移植術、枕骨下入路聽神經瘤切除術、喉疤痕性狹窄的手術治療、鞍鼻整形術、鼻咽部與顱骨內脊索瘤手術、額骨板障腫瘤切除術、頸動脈體瘤切除術、原發于卵園孔硬腦膜纖維瘤經颞下窩途徑摘除術、經鼻中隔及鼻窦垂體瘤切除術、中耳頸靜脈體瘤切除術、經鼻窦途徑取出蝶鞍異物和顱中窩途徑摘除颞骨巨細胞瘤手術等。這些均被收入他主編、人民衛生出书社發行的《耳鼻咽喉科手術學》中，成爲本專業的經典著作重要組成部门。他還主編《耳科學》、《耳鼻咽喉科學》等醫學院教材和《醫學百科全書·耳鼻喉科分卷》。記得他在編寫教材時曾收集了國內外耳鼻喉科的好經驗和新技術進展資料，而且還把祖國醫學的成熟經驗放進去，他說：“針灸治療神經性耳聾，就有比較顯著的效果。”這充实說明一位真正的科學家絕不存有任何偏見，應努力吸取外國的、中國的醫學精華，豐富耳鼻咽喉科學，推動醫學向前發展。

孫鴻泉教授不光在学术上提倡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以至医术精湛，而且其高尚的医德医风永远都是子弟们的楷模。例如，有一次他诊视一位怀疑鼻咽癌病人，连做四次活体组织检查，病理陈诉均无异常发现。他虽然拥有扎实的理论根底和富厚的实践经验，但更相信临床体现和自己的检查所见，便耐心说服发动病人与眷属再做一次活检。结果在可疑部位取到病变组织，证实是鼻咽癌，使病人获得了实时治疗，一直被传为韵事。

北京某醫院住有一位顱底巨大腦膜瘤的病人，在場的蘇聯專家束手無策，認爲不能手術。孫教授不考慮個人聲譽得失，甘冒風險，在詳細診察後制訂了缜密方案，親自執刀，硬是從病人鼻部取出巨大腫瘤。手術的乐成，令在場的中外專家無不感应欽佩和歎服。

他常说：“医生的手术刀可以救人，但在庸医手里会酿成杀人屠刀、滥杀无辜。”每次手术他都严密地考虑术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对策，作出最妥善的手术方案，因而手术乐成率很高。杭州某医院给一位幼儿作气管切开时误伤食道，发生气管食道瘘，吞咽打呛、进食困难，影响发育，十岁的孩子看上去象三、四岁巨细。尤其是喉部功效恒久废用，已经不能说话了。其家长带着孩子奔走各地求医，手术达7次，甚至做过两次开胸手术，仍未好转。他们探询到孙教授，不远千里前来求治。其时孫鴻泉教授掉臂小我私家安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摧残的身体尚未很好恢复），亲自与王天铎、朱平教授一起为患儿做了气管食道瘘修补术，一次获乐成！厥后，这孩子一切恢复了正常。此外，他还为许多病人解除了误诊的痛苦，挣脱了癌魔的桎梏。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1951年，国家卫生部指定齐鲁医院耳鼻喉科为全国进修基地，委托孫鴻泉教授举办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其后，每年1－2期，直到60年代初。1953年，在孫鴻泉教授积极提倡和鼎力大举推动下，PP电子医学院开设了海内首届耳鼻喉科学四年制大学本科专业班，共招生59人，无论是全国高培班照旧专业班，他总是亲自制订培训和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而且多是亲自授课，并进行技术培训，有的手把手教手术操作，其严格精细的教学作风和热心耐心的执教态度造就了大批耳鼻喉科专门人才。现在他们广泛全国各地，多数成为该学科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此外，通过对进修医生的带教和下乡巡回医疗，了解到地域和县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很缺乏，技术水平差，因此他主张面向下层，自己也经常下去讲学、帮做手术，培养专科人才。

他在教學中很是重視動物實驗和屍體上的手術訓練。不光他自己，就是年輕醫生或進修、實習生，都要求反複練習手術操作，直到熟練後，才气給病人做手術，以高速度完美結束操作，盡量減輕病人痛苦，可見其治學嚴謹和對病人高度負責的科學精神。

尽管临床业务和教学事情繁忙，孫鴻泉教授一直坚持搞科研事情和动物实验。由无数例乐成的手术经验和积累、整理而成的论文、专著，不停结出科研硕果，供同行享用；他更充实利用医院为著名专家配备的实验室（50年代和60年代初，医院为皮肤科尤家骏和耳鼻喉科孫鴻泉两位教授缔造科研条件），开展新技术。1963年他和助手们冒着夏日酷暑重复试验，终于在狗身上取得海内首例喉移植乐成，攀登上科学岑岭。事后他对同事们道出了“创新”的决窍：“不干出不了工具，扎扎实实地干，就会干出新工具！”千真万确，至理名言。

孙教授性情谦和，老实宽厚，善于眷注体贴家人和同事，从不摆出教授、名人的架子，对孩子们和年轻医护人员更是既严格要求、又敬服体谅，获得周围所有人的尊敬和恋慕，也取得各级领导的尊重和支持。“绝不守旧，无保留地将经验体会教给同事，将点滴知识技术奉献给社会和人民，为中国耳鼻喉科学事业做出巨大孝敬，是这一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这是历史给孫鴻泉教授作出的中肯评价。

由于孫教授在醫療、教學、科研及行政業務治理各方面的突出業績，黨和政府以及醫院領導委以重任，並給予很高的榮譽。曆任齊魯醫院耳鼻喉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中華醫學會耳鼻咽喉科學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耳鼻喉學會主任委員、山東醫藥衛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民主同盟山東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山東省及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及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先後獲山東省衛生系統先進事情者、山東省特等先進事情者、全國先進事情者（兩次）榮譽稱號。